《东南亚赌庄》第八章 凯觎中国（二）

　　 陆嘉荣、李伟文、陈志强和韦君龙4人被控串通陈子江，导致香港队在1997年3月9日的比赛中0比2负于泰国队，共收贿20万港币；陆嘉荣和韦君龙因在该场比赛中不尽力，各收受陈子江3万元港币的报酬；李伟文另外被控两项罪名，均是以欺诈手段致使在香港甲组联赛中流浪队负于星岛队(1995年10月20日)、星岛队负于南华队(1996年10月14日)，其中收受贿款4万至5万港币；刘志远另外被控4项罪名，他与陈子江一起，用虚假手段使星岛队从1995至1996赛季4连败，刘志远收到陈子江4000至16000港币的报酬，他还从赌球集团那里获得16至2 8万港币。
　　除了10多名证人和15盒比赛录像带做为呈堂证供外，廉政公署祭出的另外一个杀手锏是使陈子江成为污点证人，由于有了当事人亲身指证，大量的幕后材料得以浮出海面。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嘉荣、李伟文、陈志强、韦君龙和刘志远立刻服罪，并先后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这次处罚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亚洲地区的假球和赌球事件中第一次出现来自法庭的正式宣判，更重要的是球员向赌球公司投放注码的直接证据被首次起获，这一点给了亚洲地区的赌球集团以强烈的震动。投注的“水单”可以被当作呈堂证供，球员参与赌球由廉政公署直接出面调查，这两点在司法意义上属于极大的突破。这意味着拉拢球员参与赌球将有可能直接面对类似于“公务贿赂”的指控，而不是以前遇到过的一般性民事指控。所以从那时开始，亚洲的赌球公司一般都不再接受足球界相关利益人士直接的投注，甚至也逐渐与一些新兴地区的足球界人士逐渐疏远了关系，这其中也包括对于情况不甚明朗的中国足球界。

　　中国的足球界对于赌球公司极为敏感,曾经发生过多次过于敏感的传言。其中风波闹得最大的一次，是一支中国东北地区的球队在东南亚参加亚洲俱乐部之间的赛事，在球队出现一次大比分的失败之后，有个别对这场比赛开设了盘口的赌球庄家愤怒地指责该球队收受了另一伙赌球庄家的贿赂，在比赛中打了假球。这次风波本来在赌球行业中司空见惯，只不过是第一次有一支来自中国的球队被缠绕在内，过敏的中国足球圈便加入了讨伐的行列，甚至弄得亚洲足联也不得不给予了一次难得的关注。其实亚洲足联中势力强大的西亚代表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来对东亚的足球说三道四。亚洲足联的总部就在槟城，对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当时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少故事。包括维拉潘本人在内，都无法制衡西亚势力的扩展，有这样一次真对东亚足球发难的机会，西亚的势力自然要狠下其手。

　　好在事情最后的解决是比较低调的，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让中国足球界惊慌了一场。从那之后，中国的足球界甚少再来东南亚参加邀请赛性质的赛事。于是，赌球业者改变了策略，把主要的目标放在建立中国民间的赌球网络上。

　　人的好赌性与生俱来，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据我的了解，中国球迷对欧洲联赛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初，随着电视转播意甲、英超、德甲等足球比赛越发增多，球迷对一些外国俱乐部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除了九师傅亲自秘密操纵外，来自印尼的赌球集团是通过他们在香港和澳门的代理人首先在广东地区建立据点的。1994年世界杯赛期间，印尼几个大赌球庄家开设的“亚洲盘”已经成为广东地区赌球的参照盘口。只不过当时在广东的赌球行业一般都是由香港的外围赌马组织建立。

　　如果说那时亚洲盘只是少数人的游戏，到了1998年，互联网、手机的普及以及法国世界杯则助长了这股“地下赌球”之风的蔓延。在这个庞大的“地下赌球”团体中，一级一级的庄家和散户如同传销的上线与下线，这群人一般都是朋友或者朋友介绍认识，并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由于之间属于口口相传的直接关系，对于资金的信用度成为人们衡量的首要标准。良好的信用度保证了地下赌球的顺利进行。庄家开出亚洲盘后，赌民通过电话等联络方式到庄家那里投注，比赛结束后根据赛果进行上门交收。在中国赌球比较盛行的省份，譬如广东省，直至今日都在沿用这种原始而高效的方式。这种情形类似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赌球业的经营模式。

　　1998年世界杯挽救了赌球行业，中国的球迷也从那时候开始对赌球开始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接触。世界杯过后，地下赌球疯狂地扩张开来，中国的甲A、甲B联赛成为地下庄家手上最新的开盘工具。香港的赌球集团再次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们在中国大陆鼓动了十年赛马之后，已经绝望地发现：赌马先天不足在于内地的赌民对于赌马的信息和兴趣都少得可怜，这种赌博根本无法打进除广东省之外的其他地区。足球则完全不一样，内地省份拥有大批对于足球比赛有很深的了解，并且颇富自信心的球迷。这正是足球赌博所需要的最好土壤。